明末大军阀 第420节(2/4)

到了嘉靖八年，桂鄂公布天兵籍，仅有兵士九十七万。军士的逃亡，除生活上的因素外，与其社会位的低落亦有关，明初因需要武力，故较重视军人，其后承平日久，武力不再重要，军人地位就大为降低，加上以罪犯充军，使大明军人的形象更为低。

“陛不要误会，臣并不认为太祖皇帝之制不好，反而认为卫所制乃是我华夏千百年来的集大成之举，实乃取历朝历代屯田经验和兵制得失，是一寓兵于农、守屯结合的建军制度。当年太祖皇帝言:"吾养兵百万，不费百姓一粒米。并不是自夸，而是在阐述事实，臣对此也颇为推崇。"

崇祯帝心中稍稍平复了许多，显然对刘衍的话是听去了：“这就是刘阁老宁愿反两广、云贵兵，宁愿杀得尸山血海，宁愿与全天为敌，也要推行新政和军改之策的原因？”

“而如果一味地迷信先祖之言，固执的抱着旧有制度不变，那臣就算是三六臂，也挽救不了大明，救不了天！”

“难太祖皇帝定的制度，在刘阁老中，就那么不堪吗！”

崇祯帝眉锁，说：“可是照刘阁老这么去，就不是改革了，而是要全盘推翻我大明的各项国策。就好比卫所制，当年太祖皇帝立卫所制，国家养兵百万而不费百姓一粟，可是现在刘阁老推行的军改，却几乎将卫所制废除，是不是太过了！”

“此外，当年太祖皇帝定的制度，卫所军丁的分发地，多以距离原籍地遥远且分散的方式，以防止逃兵，但途的跋涉加上土不服，给役卒带来不少痛苦。正军服役于卫所，必须带妻同行，以安定生活并生儿育女，每一军人有房屋、田地，每月有固定的月粮，但实际形则常分不足，行军时则发给粮，衣装则须自备，武则由国家以工匠生产，如此则给军造成了沉重的负担。”

“正是！”

“陛，臣说了这么多，无非就是表明一：再好的制度也是有时间限制的，不可能永远的运行去，时间一，便要据实际况行变革，如此才能让我大明治久安。”

“另外，军士在营，分成守备和屯田二分，比例不定，时，屯田固定上粮，以供给守备军及官吏，其目标在养兵而不耗国家财力，但自宣宗皇帝以后，卫所各级将官经常侵占军屯田地、私役军士耕，更是让天军苦不堪言。”

“军生活困苦，逃兵甚多，早在洪武初年即有逃兵，至洪武三年十一月，兵的统计便有逃亡者计将近四万八千人，因此有"补"、"勾补"等方法。补即抓回逃军，勾补则由其中以丁补，但此举既扰民又扰官，亦有军官藉此贪污，迫害百姓，使乡里间痛苦不堪。而且逃兵有增无减。

历史上在正德十四年，吏尚书王琼就曾上疏:"天都司卫所每岁差去勾军官旗不一万六七千名，计所勾之军，百无一二到卫。有自洪武、永乐年间差，到今三十余年，在外娶妻生，住成家业，通同军，窝藏不回。"

刘衍说：“陛，我大明的卫所制与籍制严密挂钩。当年太祖皇帝分天百姓为民、军、匠等，每职业世袭，此举本就有很大的弊端。所以卫所兵源即为世袭的军，卫所制，军队平常务农，战时战。但世袭的军功制使卫所各级将领逐渐发展为当地的豪，各地的卫所军则沦为了他们的附庸农民，使我大明的军队只知农耕而不知军事，造成全国兵战力普遍降。”

刘衍说：“陛明鉴，有些人是不杀不行的，不杀则不足以平民愤，不杀不足以整肃朝纲！”

刘衍，略带不满的说：“刘阁老这么，杀戮太了，此以往，我大明岂不是要走上暴秦的路了！”

嘉靖年间，有些卫所逃亡军士达到在籍军士七成左右。在嘉靖年间之后，一些卫所的逃亡军士更是已达其总数的八成，许多边地驻军只剩一半！

崇祯帝闻言很是不满，隐约有了爆发的迹象，一旁的王承恩不断以目示意，让刘衍说话注意，可是刘衍却视而不见。

此时崇祯帝不再说话了，只是看着刘衍，静静的听着。

“只是世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卫所制度在我大明立国之初是非常行之有效的，为我大明提供了充足的兵将。可是军为世袭，且理颇严格，除籍十分困难，大致上除非丁尽绝、家中有人成为官或是皇帝敕免，否则是无法除军籍的。尽如此，时间一我大明的军数量日渐减少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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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了正统三年，天各逃亡军更是达到竟然的一百六十十三万余人！”

刘衍所言俱是实言，崇祯帝虽然没有像刘衍知的这么详细，但是也早有耳闻，知刘衍说的不是虚言。

刘衍昂首说：“当年万历朝的阁首辅张居正推